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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没有试过，干了半辈子的活儿，就凭一句话，说没就没了？
1993年夏天，北京东城区一间普通粮店，老张在柜台后坐了整整一夜。
局里打来一个电话，说下个月起不再收粮票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没有文件，没有培训，没有过渡期。
他放下听筒，看了一眼手边码得整整齐齐的粮票，又看了看货架，最后落在自己磨得发亮的工作服袖口上。
窗外是和往常没两样的夜，柜台里面，却是一个马上要失效的世界。
而那个夏天，这样的不眠夜，同时落在了全国几十万个粮店职工的身上。
老张干粮店营业员整整二十一年，这二十一年里，他用手指摸过的粮票，多到自己都数不清。
哪一年的版，哪一批次的印章偏了多少，他一摸便知，这是行里公认的绝活。
1953年国家颁布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》，粮食流通从此进入计划轨道，两年后粮票正式登场，从那天起，它就不只是一张印了字的纸，而是城市居民家家户户的活命凭证，围绕这张小票，一整套完整的职业体系就此成型，粮店营业员、票证管理员、供销社售货员、印刷厂票版师傅，这些人织成了一张铺到全国每个角落的大网，每个网结都拴着一个人，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这张网一撑就是将近四十年，到1993年，说撤就撤了。
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9号文件，决定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，当年4月1日起，粮票油票正式取消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，5月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粮票废止，到年底全国95%以上的市县完成改革，实行了四十年的统购统销制度，就此宣告终结。
改革的逻辑很清晰，市场要流通，价格要放开，计划体制下的票证管控必须退场，可是逻辑清晰，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平滑过渡。
老张没有失业，工资照发，岗位还在，只是工作内容突然只剩下三件事：扫地、整理空货架、和同事下象棋。
他穿了二十年工作服，坐了二十年柜台，可柜台存在的理由，已经被抽走了。
不是人先下岗，是活儿先没了，这种空落落的滋味，比失业更熬人。
粮店往西八百米，就是区属印刷厂，老于头在这里干了三十年票版排版，二十岁进厂，一直干到1994年春天。
他闭着眼都能画出粮票边框的每一条纹路，哪里该粗哪里该细，哪段防伪纹要连，哪段要断，这不是记性好，是三十年刻进骨头里的功夫。
1993年底粮票全面停印，转年春天，票证印刷车间的门就上了锁。
厂里把老于头调去书刊车间排教材封面，他去了，认认真真干，结果因为“排得太精细，速度上不去”，被车间主任找去谈话。
主任意思直白：教材封面不用那么细，快点就行。
老于头接不上这句话。
他干了三十年，每一条线都关乎防伪，关乎国家票证的严肃性，“快”这个字，这辈子就没排在他词典的第一位，现在突然告诉他，精细是错的？
而此时，厂里来了一批年轻人，用电脑排版，鼠标点几下版就出来了，比老于头趴在桌上刻半天还标准还快，他不会电脑，年纪大了也学不进去了。
1996年，五十二岁的老于头办了内部退养，走的时候带走一块自己亲手排的粮票版，没框没座，就那么一块铁片子，和旧鞋盒堆在一起，压在床底下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问。
这种手艺没有传人，不是没人愿意学，是它服务的那个时代，在它还没来得及传下去之前，就先结束了。
技艺本身没有错，可技艺是长在具体时代里的，时代变了，技艺就成了孤岛。
比粮店印刷厂更早感受到冲击的，是藏在河南伏牛山沟里的三线军工厂774厂，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有一万多人，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、灯光球场，就是一座完整藏在山里的城，和外面几乎隔绝。
老杨十八岁进厂干枪管膛线加工，一干就是三十年，手指上的老茧厚得能当锉刀用。
三十年里，他从来不用考虑“销路”“市场”是什么，上面下任务单，干完交军代表验收，到月拿工资奖金，这是个完整的闭环，每个人只要守好自己的位置就行。
八十年代末军品订单锐减，厂里搞军转民，生产三轮车、缝纫机零件，老杨分到民品车间，第一次在公告栏看到“市场需求”四个字，他愣是看不懂，不是文化不够，是这四个字在他半辈子的经验里，根本就不存在。
他还是按做枪管的标准干活，三轮车链条盒歪了一点点，他硬拆了重装耗一下午，主任说不用这么细，他说心里过不去。
结果他一个月装三台，浙江来的技工一个月装三十台。
那时候厂里账面上还能算出盈利，可那是计划经济的老算法，和真实市场完全脱节，实际上连续十一个月发不出工资。
老杨最后提前退休回东北老家，走的时候工装上还别着厂徽，邻居问这是哪个厂的牌子，他笑笑，不解释。
他的技术没有错，错的是技术服务的那个时代，先在他身后倒了。
1997年刘欢录了《从头再来》，转年这首歌作为公益广告主题曲在电视上循环播放，歌词真诚曲调激昂，可这碗鸡汤，很多人咽不下去。
四十五岁的纺织女工陈爱琴，在上海国棉二厂清花车间干了十七年，闭着眼能听出哪台车该加油，挡车技术全车间排前三，政策规定女工四十岁可以提前退休，她刚刚够线，车间主任找她谈话，说“你辛苦了这么多年，该歇歇了”，她一听就懂，这话真正的意思是：你该走了。
从19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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